《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集结了古人对于理想社会的全部想象。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问题研究（20@ZH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上海 201620）。贞观五年，唐太宗错杀大理丞张蕴古后追悔莫及，为了避免相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太宗认为守文定罪，或恐有冤。

法治发展成果，一般体现为立法成果、执法成果、司法成果和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成果。西周时期的法律规定，对于因不识过失和遗忘所导致的犯罪予以宽宥。首先，儒家站在治国理政之高度，来理解德的政治内涵，认为得民心顺民意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基本路径。秦汉以后，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立法学进步的基础上。一般就局限于两个领域，一是当民众遇到天灾人祸时国家从经济层面上给予救济，如灾后的轻徭薄赋等等，以体现国家的重民保民惠民爱民的态度。

再次，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将中国古代明君贤臣及士大夫主张的少数人参与实践的民本理念，化为有亿万人民共同参与、一起行动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秦简《仓律》记载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裁判理由认为，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合法的婚姻产生夫妻之间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关系。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个人同意他人使用自己的信息时，即使该使用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也因未侵犯首要的优势法益而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按照形式逻辑规则构建的概念体系，即通常所称的概念金字塔。[43]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一方面，或者之后的其他方法的范围，应当限制在与或者之前被立法者明确列举的行为方式相类似的方法，由此体现出前后行为性质的相当性，从而保持体系上的协调。

在另外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王某明婚内强奸案中，法官在裁判理由部分指出，夫妻之间既已结婚，相互承诺共同生活，有同居的义务。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众说纷纭。

由此，章法益、节法益与个罪法益之间，就呈现出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种属关系。这种措辞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幅度内是游移不定的，要随情况、所指的事件、演说的关联脉络、术语在句中的位置以及强调重点等的不同而变化。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同居义务也伴随婚姻存在，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36] 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本文将基于内部体系的体系解释的基本方针归纳为三无原则，即无矛盾、无赘言和无漏洞。

[3]对那种以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本来已经有规范法学、法解释学等现成的称谓，可一些学者却偏偏引入了源自德国的法教义学这一洋名词。[14]这四种解释方法的影响超出了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27]显然，拉伦茨在这里描述的第二种体系的统一性，不同于由概念金字塔架构起来的统一性：后者是依靠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多样性中抽离出来的统一性。萨维尼很早就指出这两种工作的对向关系：对单个规则的解释应当产生这样的效果，即单个规则借此可以与立法的整体两相契合，从而得到更好的理解。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特定的经营活动的内容虚化，使该项规定成为一个容纳前四种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的兜底条款。此外，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最早提出的四种解释要素是语法、逻辑、历史和体系。

姚某回娘家居住后向白某提出离婚要求。本文将廓清体系解释与法教义学的关系及其方法论基础，并着力探讨体系解释在刑法中的运用。

[6]卜元石：《法教义学的显性化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1期。为了保证法秩序的实质统一性，以下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婚姻关系处于非正常存续阶段，进而否定夫妻间的同居义务：第一，夫妻双方因为感情不和分居期间（三）发扬斗争精神，打好战略主动战 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必须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临渊履薄的谨慎行动，清醒认识和主动应对风险挑战。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应当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如果路走错了，就会南辕北辙。第三，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

试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创新的重要方法，其肩负着先行先试、探寻规律的使命，承担着攻坚克难、突破重点的责任，承载着复制推广、带动全局的目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战略引领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从不同维度深入提炼解析习近平法治思想发挥实践伟力的具体机制和原理，有助于更好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

二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贯穿到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平安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一是以中央全会形式专门研究决定法治建设重大问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成功经验，体现出深远的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的战略引领力，是引领中国之治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凝聚了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依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从实践中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因此，必须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一是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依法加强产权保护、维护契约自由、鼓励诚实守信。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要求，提出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研究部署。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得以延续。

该意见要求依法治市委员会、依法治县委员会（以下统称委员会）在市县党委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履行对本地区法治建设牵头抓总、运筹谋划、督促落实的职能，其下设的协调小组则立足专门领域法治工作协调职责，整合优化力量和资源，推动委员会决定事项和工作部署在本领域的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部署18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

建设便民利民的诉讼服务体系，加强对执业律师权利的保障。2022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法治建设的意见》，提出完善党领导市县法治建设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错误的理论不能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会对改造世界的实践产生误导和危害作用。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令国人自豪、世界瞩目的大国重器纷纷亮相。一、习近平法治思想领航中国之治的卓越成就 习近平法治思想领航中国之治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唯有如此，各方面的意见才有机会获得充分表达，从而形成明确的问题导向，保证决策过程的科学民主和结果的合理公正。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

这需要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形成保障共同富裕的法治体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公平法律制度，构建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分配秩序，为共同富裕创造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良好法治环境。问题、目标是开展工作的一体两面，问题是出发点，目标是根本点，两者相互贯通、相互承接、相辅相成。